李斯連
倭寇吠天吞亞東
江南學子流云夢
聞雞弦誦懋勉日
留將幾許寫黔東
我是1939屆國立三中高中部畢業(yè)生。1943年畢業(yè)于西南聯(lián)合大學經濟系，在銀行工作了36年。
國立三中是抗日戰(zhàn)爭初期1937年由江蘇、浙江、安徽、湖南、湖北等460多所高初中學校的流亡學生集合組建而成的，有學生2000多人。當時條件很簡陋，沒有校舍，就借用旅部、車公館、文廟、文壇、江西會館、黃家祠堂等舊建筑為校舍。生活也十分艱苦。教師、學生多來自被日本軍隊占領的淪陷區(qū)，和家里已斷絕了聯(lián)系，生活全靠政府發(fā)給的貸金維持。那時還沒有電燈，晚上自修時，點的是桐籽油燈，光亮很小且黑煙熏人、實在難受。由于交通困難，教育經費又少；沒有足夠的教科書籍，學生只有靠上課時留心聽講，做好筆記來進行自修復習。但是，在這樣的環(huán)境里，在這樣的艱苦條件下，國立三中在抗戰(zhàn)8年中，卻培養(yǎng)出大批有用人才，學生遍布海內外，辦學成績是極不尋常的。
國立三中為什么能取得這樣大的成績呢？根據我個人的體驗，有如下三個原因：
第一，有大批很好的教師，這是最基本的原因。國立三中的教師都來自江蘇、浙江、安徽、湖南、湖北等省市的中學。包括在抗日戰(zhàn)爭前，全國有五大名牌省立中學，它們分別是上海中學、杭州中學、蘇州中學、揚州中學和常州中學。教師自身的修養(yǎng)很蒂深，知識淵博，教授方法各有專長。我記得如胡雨安、鄔師秋、刁泰芬、封開基、端木和老師，他們都曾在大學里教過課，具有很豐富的教學經驗。要育人，必先育師。所以師資是提高教育質量的最根本、最關鍵的問題。
第二，是學校有優(yōu)良的校風。國立三中校歌歌詞中有這樣兩句話：“仁實勇毅垂為校訓，樸茂彪橫導之學風”。意思就是：教師要有十分嚴肅、認真、負責考核的教學態(tài)度，不及格就是不及格，該重讀就得重讀，誰也不能例外。教師與教師間，從未有過任何矛盾，大家都以提高教育質量，教好學生作為天職。
學生都要有一個非常濃厚的讀書風氣。管教嚴格，則用志不紛。學生都來自淪陷區(qū)，家破人散，報國心切，各有抱負，努力學習，自勵精神十分頑強，這是由于當時的特定環(huán)境和形勢逼成的。學生和學生間，都以學習優(yōu)良為榮，相互探討，相互交流，親若兄弟，互愛互助，蔚然成風。
學校成立校務委員會，貫徹集體領導。校務委員成員，都是各名牌中學校長，辦學經驗豐富，豁達融洽，團結奮進，為學校領導核心。
除此之外，還有一個因素，國立三中的學生多來自五大名牌中學，學生課業(yè)基礎好，在三中學習一年、兩年就畢業(yè)了。據當時教育部統(tǒng)計長王萬鐘說：國立三中前三屆高中畢業(yè)生，報考全國各大學的錄取人數占報考人數比例，多達95%，少至80%，足以映顯教學成果。
第三，是師生間親密的關系。國立三中教職員都把學生看成是自己的兒女，親若骨肉。而學生把老師敬若父母，親密無間。我在高中部只讀了一年半就畢業(yè)了，在西南聯(lián)大蹲上4年，但是，這一年半的情感遠勝于4年。因為在三中時，我們衣、食、住、行、樂都在一起。老師為學生操心盡意，照顧食宿，視如再造父母，有如在家里一樣的溫暖，周校長就是我的家長。我記憶起兩件事：銅仁是黔東的一個小縣，衛(wèi)生條件很差，臭蟲跳蚤很多，使學生不能安眠，影響學習。當時沒有殺蟲劑，學校只好用燒開水沸煮整只木床的土辦法來消減蟲害，讓學生睡好。另一件是：鄉(xiāng)村師范部有個畢業(yè)生名叫毛香基，分配到一個名叫壩盤的鄉(xiāng)村去工作，那里環(huán)境惡劣，蟲害很兇，毛香基工作繁重，身染虐疾，無藥醫(yī)治，周校長聞訊后，即派專人送去特效藥治好她的疾?。鼘幩幤诳箲?zhàn)時甚見缺）。以上兩種事可以說明三中師生間的親密情分，勝似小兄妹真情。
銅仁是我的第二故鄉(xiāng)，50周年校慶時，我來銅仁參加慶典，銅仁經濟是有很大發(fā)展的。銅仁資源豐富，人勤志堅，在目前大好形勢下，望乘加快改革、開放、開發(fā)之東風，從打好基礎做起，快馬加鞭，60周年校慶時，我們將會看到一個嶄新的銅仁。
李斯連，男，浙江湖州市人。1939年畢業(yè)于國立三中高中部。在銀行界工作30余年。1979年在上海市人民銀行退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