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光祚
作為一名流亡學生，我于1938年就讀于國立三中，1943年畢業(yè)。
這六年，在我一生中確是非同小可，不僅結束了我兵荒馬亂中的流亡生涯，重要的是，又得以弦歌一堂，接受了嚴格而艱苦的智、德、體三育并重的半軍事教育，把我鍛煉成一名壓不垮、且不負于祖國與人民養(yǎng)育之恩的堂堂中國人。
流亡入學前因
“七七” 蘆溝橋事變，緊接著 “八一三” 日軍入侵淞滬，江南吃緊，全國抗日軍興。我就讀的江蘇省立揚州中學奉命 “緊急疏散”，各奔前程。時父親在津浦鐵路局任職，已接到 “疏散家屬” 的命令，于是帶家由浦鎮(zhèn)（南京附近）搭專列，于11月到大后方重鎮(zhèn)長沙。
這時，流亡到大后方的一些省揚中高中部學長，紛紛轉道武漢，去了延安抗大。因嫌我年紀小，不愿帶我走，于是，我在長沙蹭蹬了三個月。
一日，父親欣喜地從報上看到教育部號召流亡青年學生登記的消息，全家喜出望外。于是，按規(guī)定時間，父親攜二位姐姐（高鳳笙與高湘英，也同是省揚中學生）與我，同去指定地點登記報名（好像是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）——當時有不少是兄弟姐妹同行的。
登記完畢，大伙圍著一位滿臉堆笑、一副善良面孔、十足學者風度的長者，與一位操江口口音的小個兒詢這問那，問了個底朝天。他們都極其耐心地一一作答（其后才知道那位長者原來是教育部督學周邦道先生，小個兒是教育部視察員賈國恩先生。后來，他們分別擔任了國立三中的校長與總務處副處長）。
母親為我們三人又能繼續(xù)上學與減輕了家庭日益困難的負擔，高興地拾掇些簡單行裝。不多日，父親帶病送別我們于湘江之畔。
在一個陰霾的寒冬傍晚，十多條大木船浩浩蕩蕩，分載著數(shù)百名流亡學生，順湘江，渡洞庭湖，溯沅江直奔湘西，倒也壯觀。途經常德、桃源、沅陵、辰溪各縣，均作了短暫逗留。險越了湘西匪區(qū)后，由晃縣徒步到達銅仁，大約走了一個月。
在常、桃、沅三縣，高年級同學們臨時組成“抗日救亡宣傳隊”，作抗日宣傳。通過演講、唱抗戰(zhàn)歌曲與演話劇等形式（大姐高鳳笙也參加了“放下你的鞭子”的演出），滿腔憤怒地歷數(shù)日軍侵華罪行，講清了抗戰(zhàn)必勝的道理。
（二）入校后校園生活
大隊到校前，籌辦人員在周校長率領下，已先期到達，聯(lián)系地方當局，交涉校址，分配教室、宿舍與購置課桌椅與黑板等設備。
校本部與高中部同設在旅部，師范部在文廟，初中部的初二與初三在文壇，初一在文壇以東的火神廟里。
學校由校務委員會領導，成員除周校長外，還有總務處長賈國恩、教導處長黃新運、高中部主任黃質夫（當年知名的鄉(xiāng)村師范教育家）、師范部主任吳學增與初中部主任葉桐，另有校務委員胡耐安等。
1938年4月20日，是一個大好晴天，學生們齊集旅部操場上，在周校長的主持下，舉行了隆重而簡單的開學典禮。
為了打好基礎，我又從初一念起。初一分甲、乙、丙三個班。我所在的“一甲”，級任老師是李紹良老先生，他與同學是情同父子的師生?！耙灰摇奔壢卫蠋熓巧圻_老師，“一丙”是關維藩老師。百多名嗷嗷待哺的青年學子，相擠在一座經過簡單修葺的破廟里，倒也非常歡樂。教室隔壁就是寢室和飯廳。沒有操場，更談不上文娛設施，在我印象中，好像沒有體育課，也沒有音樂課。
師生都能安貧樂道，絲毫沒有窮困潦倒的感覺。相反，在經過一段顛沛不安全的生活后，今天能有地方念書，大家都很珍惜、高興。雖是十多歲的孩子，遠離親人，似乎都很懂事，相處極其融洽，從無爭吵、打架、遲到、早退或曠課現(xiàn)象發(fā)生。
初一沒念幾個月，即原班人馬遷到文壇，升入初二。這里較為正規(guī)，有籃球場，有乒乓球桌，有臺風琴，好像也沒有醫(yī)療設施。
初三是在江口分校念的，分校長是葉桐。分校除初三兩個班外，還辦了實驗班與農職班，校舍分散在這個小縣的幾座廟宇式的古建筑里（女生宿舍在大佛寺）。
諸師長中，給我印象較深且影響較大的是圖畫老師劉光葦。她所教的畫都是抗日的。她說：“我們不能為藝術而藝術”。憤怒之情，嘶啞的無錫口音，使我們這群愛國青年，對日軍更加同仇敵愾。
1941年，由江口又徒步回到銅仁，升入高中部。相比之下，旅部的條件當然好得多，除有較正規(guī)的課堂、宿舍與飯廳外，還有操場、新建的禮堂與圖書館、醫(yī)務室與傳達室。
當時是男女分校制，在文壇成立了女子部，孫慎疆主其事。
這時，學校領導大換班，李超類校長接替了周校長。高中部主任先后是鐘宏、殷日炎與朱程表。增設了軍訓課與公民課，亦成立了三青團組織。
1943年7月高中畢業(yè)后，徒步奔赴貴陽，參加為期三個月夏令營訓練（在陽明湖畔），并參加各大學聯(lián)合招生考試（簡稱“聯(lián)考”，以前叫“統(tǒng)考”）。為了繼承父業(yè)，我考入了交通大學。
（三）三中六年的關鍵性意義與回憶
三中六年，生命史上關鍵性的六年，白駒過隙，但卻恍如昨日，今雖倏忽已是古稀老人，但其情其景猶歷歷在目。
為何是“關鍵性六年”
第一，當時如無國立中學（共約20多所），我作為一大批背井離鄉(xiāng)的流亡學生之一，生存的問題與是否走入歧途問題，均難以預卜。
第二，離開母校49年來，生命多坎坷，不僅闖過了日軍侵華的火焰，且在戰(zhàn)勝了長期的政治迫害，從死亡的邊緣上，又堅強地站立了起來。堅韌不拔的毅力，是來自多方面的，而母校的培養(yǎng)、陶冶與鍛煉，卻是重要的源泉之一。
片段回憶
1939年，由初二升初三，去江口分校，日行90華里，穿的是草鞋，由江口縣城去某苗寨作抗日宣傳，也穿的是草鞋。（有的同學學會了編織。）生活上的艱苦，是不難想象的。記得一塊一市尺見方的粗白布，在高三那年，整整用了一年，洗臉與洗腳用它，洗澡也是它。一把豬鬃牙刷，用了三年（鬃毛倒得平倒了，可以上街花兩個錢，重新?lián)Q毛）。牙膏已是多年不知其味了—— 清刷，有時弄到點巖鹽，這是幸運。洗臉、洗澡倒也簡單：清洗與干擦，沒有肥皂。洗澡當然都是冷水，—— 水與鹽，當時都很困難。
晚自習，一人一盞桐油燈，光線暗淡搖晃自不待說，且在翌晨洗臉時，一摳一鼻子黑。
吃的是低劣的糙米，南瓜湯上面飄浮些 “后老婆油”。一個星期打頓 “牙祭” 時，筷子的動作就得加快點，有時怕飯不夠，就不能溫良恭儉讓了（但絕無爭打）。由于營養(yǎng)不良，高二時我患了夜盲癥。
穿的當然不可能講究，有限的幾件衣服，都是多年一貫制，由初一穿到高中畢業(yè)。但是，同學們均無襤褸現(xiàn)象，都很整齊。高三時，男女同學一律發(fā)了一套藍色卡嘰布的 “羅斯福呢” 制服，穿起來倒也神氣十足。
在營養(yǎng)與知己不良的情況下，同學們都很注意鍛煉身體。午飯后，我經常與知己到后山進行日光浴。睡前必作適當運動，還學了 “八段錦”。我雖不是運動員，但從高中起，就養(yǎng)成了鍛煉的習慣。這也是我這一輩子，雖飽經冰霜而無疾，青春常駐的原因之一吧！
當年師資水平都很高，有其客觀條件—— 沿海文化教育水平較高的省市，因受炮火洗禮，很多大中學校皆疏散到大后方。所以，三中已來了不少在學術界較有聲望的老師。我知道并記得的有：許夢同、錦爽秋、汪銘竹、傅求學、邱望湘、張爾美、丁放鶴、周明頤、徐佩璜、陳康、封開基、楊駿、程蕓、王佩瓊、楊德真、金蔭珍、陳鴻先、章斌、魏佩蓮等等。
我不是高材生，但由于老師的教導有方，三中六年所學較為扎實，至今受用不盡。
最后，值得大書特書的是同學之間的友好融洽，且相互關懷，雖不是兄弟，卻勝似兄弟。為什么？除師長的教誨外，我想，也有個客觀原因：來自五湖四海、同受戰(zhàn)火洗禮，又都是遠離親人，遭遇相同，處境一樣，朝夕相處，這就很自然地捏到一塊兒去了。另外，同學們都很遵守紀律，幾乎沒有哪位同學，受到過老師嚴厲批評指責的。
綜上所述，不難看出，三中六年對我后半生，不論在事業(yè)上，為人處事與健康等等各方面，起了多么巨大的關鍵性作用??！
三中！母校！我永遠懷念您！終身感謝您！
高光祚:現(xiàn)名高光，男，1938年入國立三中初中部，1943年高中畢業(yè)。大連醫(yī)學院副教授。曾任大連市公共關系協(xié)會常務理事兼國際部主任。